“國庫”(Exchequer)這個概念是起源頗晚的東西。我們要注意，這個要涉及大系統和小系統的問題，是文明系統本身的問題。我在這裡面要先設一個邊界：只有從中世紀蠻族起源、最終在近代擴展到全世界的這個體系才是我剛才說的文明，也就是說希臘、羅馬、東方全都不算在內。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這個系統之內，“國庫”的概念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十五世紀，一般認為是十六世紀以後才起源的。這倒不是說以前沒有財政。……
我們拉一下鏡頭，跳到查理二世時代的英格蘭。當國王主持內閣會議的時候，這時“首相”(Prime Minister)這個約定俗成的稱呼還沒有產生，但是社會上已經經常把某一位大臣固定地叫做“首相”了，就是財政大臣。內閣百官之首莫過於財政大臣，國王下面就是他最大，但是財政大臣並不是唯一一個管錢的。“內閣”(Cabinet)也是約定俗成的，當時還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內閣”。所謂的“閣員”就是國王開會的時候每一次少了他們都不行的這幾位大臣。
裡面涉及管錢的大臣在查理二世那個時代包括但不限於：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第一財政大臣或者叫做財政部第一大臣(First Lord of the Treasury)；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Chancellor of the Duchy of Lancaster)；宮內大臣(Lord Steward)。宮內大臣照大清朝的叫法叫做內務府大臣，或者照鮮卑帝國的叫法叫做大塚宰。其他的還有，他們不一定是內閣成員，但是有的時候也是。是或不是，在當時還是不確定的。國王認為你們手頭的錢足夠多，因此開會的時候要找你們來，找你們來當然是問你們要錢的。
那麼哪一位仁兄管的是國庫呢？照後世的看法，當然是財政大臣總領一切，但是當時並沒有這樣的觀念。“財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這個詞，你可以把它直譯做國庫長。這就好像是你可以把下議院的“議長”(Speaker)譯做下議院的發言人一樣。議長有時也叫做Chairman。如果是烏克蘭的國會，他就是Chairman；如果是英國的國會，他就是Speaker。這個國庫長管的只是一部分錢，例如巡迴法庭(Assizes)、四季法庭(Quarter session)抽來的那一份抽頭和唐甯勳爵(Sir George Downing, 1st Baronet)從海關搞的那一筆海關整頓費就不在該國庫長的管轄範圍之內。
那麼我們要問，英國國庫是什麼呢？這是一個極其成問題的問題。有很多外行都認為廣大蛋頭們是有一個標準化的命名方式的，但是其實沒有。例如，“財政國家”(Fiscal state)這個詞在西方學術核心裡面的定義就是極其混亂的，它包括一個狹義和一個廣義。狹義的“財政國家”就是，比如說以英格蘭銀行為中心、具有一個完善的預算體制、符合布羅代爾所謂的那種國家與資本主義結為一體的東西。這種東西在拿破崙戰爭結束的時候，全世界只有一個，就是英格蘭王國。全部歐洲國家，包括拿破崙在內，不符合“財政國家”的定義。另一種“財政國家”的定義比較廣泛，就是像法蘭西王國的財政署，有國王的常備軍和支付常備軍的手段這一套，都可以叫做“財政軍事國家”(Fiscal-military state)。而“財政軍事國家”的革命是封建體系在歐洲衰落、新君主國或絕對君主國興起的核心。或者說，所謂的新君主國或絕對君主國根本就是法蘭西財政署的一個意識形態外包裝。博丹(Jean Bodin)或者其他什麼人發明的主權理論，只不過是為這種新的財政體系尋找正當性的說辭而已。
後來當自由黨人派他們的總督到印度去、準備在印度進行改革的時候，英國人在印度就開始體驗這種感情了。廣大的印度人對什麼事情都不感興趣，但是對於“公務員學校的招生年齡應該定在18歲還是25歲”這個重大的問題基本上是打破了頭。像著名詩人泰戈爾的家族，他爺爺(Dwarkanath Tagore)和地主協會(Landholders’ Society)之類的組織就是因為爭奪英國人根本看不上眼的孟加拉收稅官這個小公務員的職位，像黃金榮一樣發了財。這些事情英國人沒法理解，英國人以為這些佐雜一樣的差事算個鳥，公務員本身就算個鳥，跟貴族家庭裡面的管家是屬於同一級別的，不明白你們為什麼這麼頭破血流去爭。但是過幾十年他們就明白了。黃金榮在上海發了大財，比歐洲普通的大班或公司辦事員的錢還要多得多。他是怎麼發的這筆財，歐洲人始終沒有搞清楚。泰戈爾的祖父是怎樣通過當孟加拉收稅官之類的東西變成大地主的，這筆賬也是沒有人能夠算得清楚的，只能歎為觀止了。所以他們爭得還是很有理由的。這就是兩種社會 — — 蠻族社會和費拉社會之間本質上的不同。在印度，至少孟加拉是習慣于費拉社會的，所以孟加拉產生出了超量的、非常像是士大夫階級的地主知識份子。這個階級在國大黨的產生當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他們顯然是只能夠貼著穆斯林征服者或者英國征服者才能夠站得住腳，自己是絕對站不住腳的。……
我們回到財政上的問題。什麼是英國國庫？答案是，它像是人類的大腦一樣，它是多層次累積的。裡面有一個核心，延髓附近的部分，是人類跟魚共有的；再上面有一部分，是人類跟恐龍共有的；最上面一部分，是人類跟猴子共有的，所謂的皮質部分。英國國王的財政，一般來說，拿錢比較少的那一部分才是他本來就有的，是他老人家在從諾曼第帶來的那些貴族那裡收到的保護費。這裡面就涉及一個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的問題。當年在關原之戰中站在德川家康那一邊的是親藩大名，站在豐臣家那一邊的是外樣大名，但是這並不等於說親藩大名就能比外樣大名佔便宜。往往是因為親藩大名的封地太靠近東京城，沒有什麼擴張餘地，而且幕府管理也比較容易，就憑地理上的方面就管理得比較容易，所以不好搞特殊政策來搞錢。而像薩摩藩那樣，豐臣家本來也管不住，現在也是外樣大名，它搞各種走私貿易搞錢很TMD方便，最後搞得反而是國大兵強，把親藩大名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在威爾士邊區或者蘇格蘭邊區，類似後世的霍華德家族(House of Howard)那樣的外樣大名本來在當年赫斯廷斯戰役的時候是根本沒有來，甚至是站在哈樂德國王那一邊的，但是說不定最後反而長大了，把親藩大名壓得喘不過氣來。同時還有一些即使是在英格蘭內地也有、靠近威爾士邊區和蘇格蘭邊區就更多的獨立的酋長，撒克遜諸王國從來沒有能夠真正統治他們，英格蘭國王也只是慢慢綏靖了一下。有各種特殊情況，還有很多外島，像曼島、錫利群島這些。例如，錫利群島掌握在保王黨手裡面，在英國革命快結束的時候向荷蘭宣戰，後來復辟王朝回來以後他們忘了撤銷這個宣戰，奧蘭治親王來了以後他們也忘了，打過了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們突然想起來他們的國家跟荷蘭還處在戰爭狀態，於是他們在1980年代跟荷蘭重新談判，結束了這場長達三百多年的戰爭（注：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Five Years’ War）。在主權這個概念產生以前無所謂，但肯定是一個單獨的司法轄區，也算是英格蘭王國的一部分，這樣的區域多得很。一般來說，這些區域至少要像是楚國向周天子送三百包茅草那樣，要送一點土特產去。哪怕是在本鄉的玫瑰花第一次開放的時候第一朵玫瑰花要送給英國國王，這樣的禮儀總是要有的。但是從財政角度來講，至少從亨利二世以後勵精圖治的英國國王的角度來講，這種封建式效忠送來的錢跟楚國送來的那幾百包茅草一樣，簡直是送來跟不送來沒有任何區別，我根本就懶得把你們算在裡面。
這件事情在十九世紀的自由黨人看來就是不文明的。例如，英國人派到印度去、替印度那些土王管事的大臣就非常強調廉潔奉公，除了自己拿的那份工資以外絕對不占土王一點便宜。同時，他也不准土王像以前在穆斯林時代那樣娶幾個姨太太，亂買珠寶，把手下的臣民逼出去餓飯。省下來的錢都一五一十地記帳，在土王成年的時候成為一個龐大的國庫。土王之所以這麼有錢，是因為英國管家在替他記帳。這就是公務員制度的起源。英國人組成的公務員就是廉潔奉公的，像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st Baronet)的海關一樣廉潔奉公，人人自以為是紳士。但是我們要注意，他們的出身往往不是貴族，而是羡慕貴族的資產階級人士。當然也不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是紳士不起來的。而由印度人組成的公務員則像泰戈爾他們家的祖先和黃金榮一樣，用鬼才知道的手段發了各式各樣的大財。現代廉潔奉公的公務員制度，包括香港的公務員制度，就是這麼起源的。按照種族歧視的理論來講就是，只有讓歐洲人當公務員，才能夠保證公務員制度的正式運行。種族歧視是不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歐洲公務員走了以後，各種亂七八糟的現象還是照樣要產生出來的。所以，制度決定論在這方面其實是失靈的。單純的制度離開了向這個制度輸出秩序的母體以後，很快就會變得面目全非了。
一般的規律是（當然具體情況差異是很多的），國王越到後來得到的錢就越多。英格蘭銀行成立以後，原先比如說從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得到的那些錢其實就根本是無所謂的了。但是查理二世的那個時候，英格蘭銀行還沒有成立。英格蘭銀行的成立才是布羅代爾所謂的那種資本主義和國家相結合，從此王國可以發行公債撈錢，就不在乎有沒有具體的錢了。但是在憲法上還是留下了痕跡，就是內閣當中的不管部大臣(Minister without portfolio)，他沒有自己的公務員系統。他真實的頭銜和任務往往就是蘭開斯特公爵領地事務大臣和約克公爵領地事務大臣。正如紅白玫瑰戰爭所證明的那樣，王室領地之外就是蘭開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的兩塊領地最大。封建時代的君主對於這兩塊領地落到敵對勢力手裡面是很不放心的，所以經常是讓自己的至親去當蘭開斯特公爵或者約克公爵，因此他們就是國王最近的親屬。在國王的正宗沒有男系繼承人的時候，約克公爵的後裔和蘭開斯特公爵的後裔是最有資格繼承國王的，因此他們很容易因為王位繼承權的緣故打起仗來。不管部大臣往往就是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大臣，因為這是一個大公爵領地。所以，到了近代，權力已經集中在首相手裡面的時候，首相如果想要一個親信在內閣裡面，又不需要管事，但是還能參加內閣會議，就讓他去管蘭開斯特公爵領地好了。這就是一個由於歷史遺留而留下的現成的、方便的、合法的後門。
但是名分上講，我們可以向神聖羅馬帝國買各種特許狀。這些錢是從哪兒來的呢？開始是關稅和貿易的收入，然後就是金融上的把戲。金融上的泡沫一旦吹大以後，錢會滾滾而來。這些錢往往就會被英國國王、法國國王或者神聖羅馬皇帝借去。
我們要注意，佛羅倫斯和米蘭的交易所市場跟華爾街一樣，它是一個平臺，不是一個政治集團。很多比較無產階級的人會堅持說華爾街陰謀集團什麼的。比如說像佛蘭克林·羅斯福這樣的政治家，為了吸引比較下層的民眾，他就會說是，如果我倒楣了，我的民調下降了，那是華爾街陰謀集團在暗害我。但是這肯定是沒影的事情。華爾街資本家從來都是兩面下注的，也就是說，民主黨有他們的捐款，共和黨也有他們的捐款。羅斯福總統在痛駡阿爾夫·蘭登(Alf Landon)和華爾街陰謀集團在一起的時候，他從華爾街資本家拿到的錢至少是蘭登的三倍。這不是說華爾街資本家特別愛民主黨，只是說他們像所有資本家一樣是勢利的，就是說，看誰當總統的希望比較大，捐給誰的錢就比較多。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資本就有點過剩，這跟經濟沒有發展的時候資本缺損的情況不一樣，我拿在手裡面不賺錢、不搞風險投資是不行的，總有人要搞風險投資。風險投資可能賺也可能賠，但是資本家是幹什麼的？資本家就是吃風險收益的。他比工人強的地方就是在於，賠本的風險是由我承擔的，所以賺的錢也要歸我。因此他必須承擔比工人更大的風險，包括賠本這件事情在內。
所以我們可以說，左派理論雖然有它的敏銳之處，但是它把多元化的世界給過於簡單化了，低估了世界上的很多因素，至少是嚴重低估了武力的因素。它把世界說得好像是圍著資本家的金錢轉的，但是資本家的金錢能夠支配武力的時代好像是有非常具體的時間段的，在文明的開始和結束階段都是支配不了的。
當然，這樣做就會產生一定的後果。國王其實本人的想法是，我借些錢來打仗，得到戰利品，比如說俘虜了法蘭西的約翰國王，這個是很發了一筆大財，於是問題不就解決了嗎？他像所有的地主老爺一樣認為，借了資本家的錢，豐收以後可以還得上，然後我可以買更多的地。資本家也是想著，我借錢給地主老爺，等地主老爺還了錢以後我再借給他，利滾利利滾利。大家都利滾利，經濟繁榮，永遠永遠永遠向上。但是實際上的情況是，跟現代一樣，繁榮和蕭條是有週期性的。蕭條的原因可能是阿拉伯人征服了拜占庭帝國的亞歷山大，也可能是非洲的金礦欠收，因此拜占庭的金幣出產就少了，反正是多因素的。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確定不變的：經濟危機總會來臨，而且經濟危機來臨不來臨跟川普和美聯儲的政策基本沒有關係。你的政策可能極其英明，但是碰上你倒楣，就算是你倒楣了又能怎樣？你的政策可能極其荒謬，但是那幾年正好趕上經濟景氣，你就是走運了，又能怎樣？這事完全超出了任何當事人的控制。總有經濟蕭條來臨的時候，於是這時候國王還不起錢。國王還不起錢就有嚴重的後果，借錢給他的銀行家就要破產。這就是所謂的國庫止兌。
一位國王的軍隊是五花八門的，一般是幾十個團隊，包括不同來源的專業團隊。這些專業團隊是根據其品牌價值被國王雇傭的，而國王支付他們的錢是各種臨時湊起來的。比如說，德國火槍手是熱那亞銀行家借來的錢，西班牙步兵團是富格爾家族(Fugger)借來的錢。有的時候，正在打著的時候，熱那亞銀行家的錢還能夠供得上，而富格爾家族卻報告說是，因為匈牙利的銀礦本年減產，所以貸款跟不上了，於是國王陛下的某一個軍團就要退出戰鬥。近代民族國家認為理所當然的那種各軍團協調作戰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從中世紀晚期的國王和將帥的角度來看，近代拿破崙以後的名將都是一些菜鳥，因為你們所做的只是他工作當中最不重要、最簡單的部分。他媽的，如果我的軍隊任何時候都能保證有軍餉，任何時候都能保證絕對服從我的指揮，任何情況下不服從我指揮的軍官都可以用戰地法庭即刻槍斃，連他本人的三親六戚都會認為槍斃得很合理，在你當兵以前你就已經知道條約是這樣的了，那麼還有我打不贏的仗嗎？我一輩子打仗，如果有一次能夠實現這些事情的話，那麼我就是格外幸運的人了。一般來說，我總是不是缺牙齒就是缺胳膊，總有某一支兵種跟不上來。而且他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是你老人家先欠餉的，我不能拿他怎麼辦。就是在這樣的軍事和財政市場上，財政國家得以成長。
軍閥們真正的財政基礎是建立自己的銀行，發行自己銀行的票據，以及用本地的重要企業去爭取貸款。所以，蔡松坡在重九起義占領了昆明以後，他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富滇銀行，富滇銀行是滇軍真正的財政基礎。張作霖依靠的是官銀號和邊業銀行，這兩個銀行他本人就有大量的參股，因此他本人就跟銀行家的利益集團有很大的關係。而滿洲的情况特殊，它有大量的幅員可以開墾，所以是能够借此利滾利賺錢的，但是其他各地是很容易搞成那種無限制的通貨膨脹的。雲南在唐繼堯垮臺以後的財政緊縮整理以後，依靠滇西和雲烟來維持它的財政。
你注意，這裡面的基本邏輯是什麽？就是要避開田賦。康熙爺定下的田賦標準不能提高，爲什麽？因爲軍閥是地主的子弟兵。地主提供了主要兵源，掌握了槍杆子的人是惹不起的，他們絕不會同意自己給自己加稅。議員是他們産生出來的，議員是地主和資産階級的總和。但是軍閥八、九成以上是地主，資産階級的分量很低。所以，軍紳政權兩者之間是不平衡的，地主是占優勢的，地主掌握著槍。財政只能够以不損害他們利益的方式向其他方面去尋找，因此只能够加商業稅、關稅、特殊經濟作物稅，比如說鴉片、香烟、鹽或者其他特殊經濟作物稅，就是不能改變康熙爺定下的田賦標準，以免損害軍閥子弟兵的利益。
這個其實跟南美洲的結構是非常相似的。大莊園主控制了國會和教會，他們的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軍閥是他們的子弟兵，但是港口的稅收和英國人的貸款是可以要的。國家的主要開支是軍事開支和給獨立戰爭老戰士的養老金開支，除此之外它沒有什麽「建設性開支、社會開支或者福利開支」，因此英國貸款和關稅就足以使他們應付了。關稅主要依靠像布宜諾斯艾利斯這樣的城市港口的商業資産階級，這樣就導致了布宜諾斯艾利斯集團和外省地主階級的長期對抗。阿根廷歷來的政變都是這兩個集團之間相互鬥爭的結果。土豪牧場主集團和布宜諾斯艾利斯商人集團，一個掌握了槍杆子，一個掌握了錢袋子。而存在著「兩個不同港口分別向英國出口的地方」，那麽這兩個集團早晚會分裂開來。他們各自都有一批對口的牧場主和大地主階級在內地給他們充當相應的商業合夥人。
如果沒有蘇聯干涉的話，海關稅分了以後，那麽各省軍閥實際上就已經具備拉美那種各自獨立的條件了。他們掌握的收入是靈活的，是可以增加的，而中央政府掌握的收入是依靠條約體系的。首先，田賦是固定的，根據康熙以來經過小修小補所設定的那些用途，實際上絕大部分用途都用在地方行政事務，也就是說實際上是用在縣級和縣級以下的。北京政府沒有權力和能力修改田賦制度，也不可能指望從當中獲得任何收入。它的收入主要來自於關稅和鹽稅。如果列强把關稅和鹽稅分了，那麽這個中央政府就不存在了。
各省的軍閥，像蔡松坡這種人，他們掌握的收入是活的。因爲資産階級和地主都在他們這一邊，所以他們可以開辦更多的銀行，發行更多的票據，也可以用比如說川漢鐵路公司或者個舊錫礦公司之類的公司去做各種各樣的抵押和各種金融上的冒險活動，不斷增加他們的收入。他們的收入是不斷增加的，而且這些收入的來源通常是新興的資産階級集團，可以依據他們的這些收入跟軍閥討價還價，形成各種新的利益結構。而北京政府的利益結構是僵硬的。它要改變關稅，就要重新修改條約。在1928年國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前，沒有人能够這種事情，列强也不會同意，它自己也不可能形成一個足够穩定的政府。它沒有能力支付日益增長的財政開支，只能够鎖死在原有的開支綫上。
當然，軍公教集團也很糟。他們不知道，在真正的普選制國家，比如說在第三共和國的法蘭西，照規矩，公務員和軍人是不得參加選舉的。爲什麽？因爲選舉是納稅人的選舉，不是領薪者的選舉。第一共和國就不准僕人參加選舉，因爲僕人是從貴族手裡面拿薪水的，讓僕人投票就等於是讓貴族有兩票。他們提出抗議說，貴族家庭的僕人論文化教養和公共責任感什麽的比起鄉下農民强了五倍以上。但是議員們說，這是不行的，從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則來說就是犯規的。同樣，第三共和國的軍人不能投票，因爲軍人本身就是從國家拿了薪水的。你們跟拿出錢來養你們這些軍人的納稅人是兩個對立集團，你們不能投票，你們是雇員。允許雇員投票就等於說，某某公司的董事會是由股東和工人聯合組成的，這樣的公司是一定要垮臺的。所以只能由出錢的人參加董事會，拿錢的人是不能參加董事會的。所以第三共和國的軍人不能投票。
當然，華人在這種情况下總是投機的一方。投機的時間綫比較短，你要在短期投機迅速變現才行，時間長了就可能恰好每一次都投到背面上。像英美憲法結構這樣的東西其實不新鮮，任何有點共同體性質的集團都有諸如此類的東西。比如說我出生的地方，就是國土資源部，在我出生的時候還叫地質部。它的社區裡面，比如說某一個測量勘察大隊，這樣的測量勘察大隊看上去是一個科研機關，但是它顯然是國家附屬的地質部派出到各省的中央直屬機關。這樣一個機關插入到地方，就自動形成一個殖民社區。他們的福利待遇是來自於北京的，而跟地方上不是一個標準。因此，這個分界綫就自動使得比如說他們的子弟就不會願意上地方上的學校，因爲這涉及誰占了誰的便宜的問題，他們要辦自己的子弟學校之類的，自己要搞出一套專門的系統。像鐵路也是同樣的垂直性系統。在他們的社區裡面（我是在這裡長大的），八十年代是高考最熱門、大學生最吃香的時代，因爲那是文革剛剛結束，大學生還沒有，而公務員和國有企事業單位管理幹部和技術人員的需求甚大。那個時代，單位就出臺一項政策：獎勵所有出了大學生的家庭。然後就有我剛才描繪的那種吃子孫飯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