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北乡村在近代以前从事规模化手工业，经济生活塑造语言思维，语法复杂，时态和动词变形相较汉语族精确很多。
太湖片吴语和南部吴语 徽语 西部吴语语法相同，词汇体系也是同一个范畴。吴语不是汉语族的一部分，而是自中古汉语以来同现代汉语普通话平行演化的语言，更接近日语 韩语和達羅毗荼語，这和吴越历史上作为南亚-越南-新罗-日本-吴越贸易线的一员有关。其中梵语通过中古佛教在东亚大陆的传播影响深远，吸收过程中一些是中古汉语意译后的单词，一些是纯音译汉字表述，另一些是一般音译一般意译。吴语中一些来自梵语的词汇简化后甚至变成了深度嵌入吴语的常用词根，吴语中表示「大、多、久」等程度的词根ma，moq就来自梵语महा的म，词汇像是moqlaulau。东亚音韻学也在此时产生，有了最早的切韻系统。
只会汉语而不懂梵语（佛经） 突厥语 蒙古语 通古斯语，用汉字的字中心思维硬套吴语，只会怎么想都想不清这些词的源流和构词方式。本质上这些词都是非汉语系词中心思维的词汇，汉字只是起到注音的作用，拘泥汉字只会被其干扰。
中古汉语口语是一种带有很强黏着特征的语言，而不是文言文。没有人用文言文说话，掌握文言文的精英阶层只在写书面语时用文言文，文言文不是任何群体口语传承的书面形式。普通话是唯一短暂言文一致的强权政治力推的人造语言。 普通话没有语法概念，因为其混合性几乎无法整理出严谨规范 逻辑自洽的语法出来。现代汉语没有语态，时态，事态语法标记混乱。普通話脱胎于官话，爷爷是近古汉语，语言上最近的直系亲属是江淮官话。音韻源流來自明代頒布的洪武正韻，也就是南京音。现代汉语的很多词汇是和制词，但现代汉语同时受到了原生吴语词汇和句法的大量影响，周氏兄弟文章里的词汇和句式就多吴越本土风格。
好像很难懂的温州话只是音韻不为外人所知，语法早已官话化，反而易学（粤语和闽南话都像温州话一样，似乎还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实际上语法和词汇早已官话化，反而不如吴语）。而温州和浙北的音韻差异导致无法互通也只是最近六十年的事情，文献记录清楚表明，60年前由于吴语区居民对吴语语法有本能的熟悉度，宁波人能靠对语法位的本能感觉猜出温州人九成以上意思，温州话失去入声也只是最近七八十年的事情。
南部吴语区和北部吴语区的语法位都能一一对应，词汇高度一致，梳理清楚语法标记后筛选出彼此不会产生歧义的语法标记作为通用语法标记并不难。难点在于大多数居民不再清楚吴语词汇，编辑简明词典尤其迫切。有别于粤语因为已经官话化所以可以套用普通话的开发平台，吴语的开发工作反倒更复杂但更有希望：输入法已有，思源宋体比思源黑体好做。
浙北城镇和乡村作为吴语区的中坚力量，比苏州杭州绍兴各府城保有更多的原生吴语语法和词汇，吴语复兴的语法标记等思想资源在此留存最丰厚。这些地区没有外出务工和闯荡经商的习惯，有一定的人口基数，也没有太多外来移民，直到今天还保留时态标记。有别于府城以普通话沟通，直到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在浙北城镇和农村仍然多多少少要学一点本地话，否则本地建造业老板根本无法完全用普通话向湖南工人描述清自己的要求。
原生吴语不是声调语言，不是现在没，很可能从中古吴语开始就没声调。单个汉字在吴语中有声调，但因为吴语连续变调的语法特点，所以一句话中有声调的音不到1/4甚至更少。绝大多数读中平调，也就是无声调。吴语是黏着语，分析化程度比日语都还低，黏着语体现在动词 名词 形容词后可以直接黏附各种体和各种态，以及体态复合的语法标记，比如说：进行体 重行体 事态 时态等等。有绝对时态标记（时态助词）和相对时态标记（事态助词），精确度可能在德语之上（德语虽然有「性」，但并不精确）。就精确而言，吴语是和法语一个水平，但丰富程度不能和英语比。吴语的多数语序是SOV，而不是普通话的SVO。吴语分瞬间动词和可持续动词，动词还好，副词 名词和形容词才是官话化最严重的。
苏南各府城纠结于正字和正音，漠视吴语原生思维，是除了近三十年的推普运动外，吴语衰弱的主因。语言关键是语法整理，然后会有构词法，于是有词汇和句式，随后建构出书面语，再根据自然沉淀才有标准音，不可倒置本末。尽管吴语区账面上有八千多万人口，但相较明清帝国时四分之一吴语人口的最高峰，已经是衰相毕露，更何况连这个数字严重注水。八千多万人的语言在几十年内居然濒临灭绝，这是前所未有的。唯有从书面语起，重新建构。（很多原生的山歌民谣根本没被记录，因为记录者无法理解其意思；西南很多语言在被发现以前就被灭绝了）
随着语义系统（）和弱人工智能的发展，不能被弱人工智能识别的书面语将成为弱势文明（）。同时像微信 QQ这样的移动互联网时代IM（即时通讯工具）加强了强势语言的垄断地位，更何况吴语没有普及的输入法。很多工作要做。